汉代儒学独尊以后，先秦诸子学说被视作了异端，研讨诸子的学问也长期丧失了其独立地位，被迫成为儒学的附庸。时至近代，在西学的引发下，诸子之学又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，学人士子嗜读子书，喜校子籍，强调子学致用、阐发诸子学理、赞赏诸子思想蔚然成风，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新的不可忽视的影响，这在学术史上被称为“诸子学的复兴”。
近代复兴的诸子学，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课题。长期以来，学术界对其中的某个分支如墨学等有过一些探讨，但对这个时期的诸子学却缺乏较为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，罗检秋《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6月）一书的出版，可以说初步改变了这种状况。该书不仅深入说明了近代诸子学兴起的学术背景，较为清晰地揭示了诸子学在近代的发展历程，认真检阅和评论了此期各主要诸子学家的学术思想及其成就，而且着意阐发了该门学术所蕴藏的文化内涵。这无疑是近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所取得的明显实绩之一。
近代以前，研讨诸子的学问多称“子学”和“诸子之学”，“诸子学”三字是在20世纪初年才流行开来、并趋固定的新名词，1902年颁布的《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》，以朝廷的名义正式使用了“诸子学”一词，并规定其为文学科“七目”中的一目。预备科中的“政科”，也规定必须修习此门课程。“诸子学”名词的正式确立和流行，统治者的公开提倡，有力地促成了诸子学合法独立的学科地位的确立，即胡适所谓“从前作为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，到此时代，竟成为专门学”。这也可以说是近代诸子学复兴的标志之一。
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。近代复兴的诸子学，具有着明显不同于传统诸子学的学术特征。如果我们把晚清至民初的诸子学分为两个阶段，那么整个十九世纪中后期，诚如作者所言，无论是在文化观念，还是学术方法上，都呈现出了从传统向近代性过渡的特点。一方面，通子致用、调和子儒成为学术思想的主流，西学开始向诸子学渗透，并初步构成一些学者认识诸子的参照系；另一方面，致力于研述诸子的人们绝大多数知识结构还相当传统，未能在思想深层完全摆脱儒学的羁绊。在学术方法上，传统的“考据之学”也还占据着主导地位。这一时期，“西学源于诸子说”构成“西学中源”说的主要形态，它不仅有力地影响了西学在华传播的进程，也极大地推动了诸子学的发展。
进入20世纪后，诸子学更加活跃，受西学的影响进一步加剧，从而基本摆脱了儒学的束缚，逐渐具备了近代学术形态。在学术风格上，阐发诸子学理的“义理之学”也取代了传统“考据之学”的主导取向。这种“有条理系统的”（胡适语）的“义理之学”，本质上是采用西方学术方法、框架、分类和价值观念，来诠释诸子的近代新学。
作为中西交汇和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一门重要学术，近代诸子学本身凝聚着极为丰富的文化意蕴。通过作者的精心揭示，该书就像一面文化多棱镜，将其中的一些内涵多层次地展现给人们。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，在该书中得到反复凸显和透视：一是在近代新文化的崛起和发展过程中，传统文化并非全是羁绊，以诸子学为主要代表的传统学术就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，成为接纳西方文明、建设民族新文化的内在依据；二是它典型体现了在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下，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自身如何实现其现代转型的轨迹与特点，这也是民族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。特别是后一点，尤其值得今人反复总结、体味和深思。
80年代以来，学术界开始重视研讨传统文化在近代的演变和影响问题，但视域多局限于儒学，非儒学派则不免忽略。其实，非儒学派的研究，对于了解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和命运，恐怕更具有独特的考察意义。《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》一书的有关研讨，已用平实清晰的学术语言，多维深入的立体思考，证明了这一点。
